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吁也至少十几年了，迟迟不动是因为制度惰性、因为地方财政舍不得给外地孩子以"市民待遇”、还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我怀疑，现有的地产商和GDP政绩严重依赖城市房价的地方官员有可能是重要阻力。城乡之间的柏林墙一旦被推倒，农村宅基地一旦进入流通，既有楼盘的天文数字房价无疑会受冲击。

Quote

[转贴]拿什么来保护留守儿童那脆弱的生命？

文章提交者：要野蛮野蛮的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这是一条让人心痛滴血的新闻，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公会镇杨会村杨万文家中利用小学生在课余时间非法加工爆竹时发生爆炸事故，导致当场死亡1人，受伤13 人，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至78%的5人，烧伤面积12%至40%的3人。在１４名事故受害者中，除１名伤者为６１岁的老人外，其余13名均为植杨小学在读学生。据诊断，有９名特重度烧伤的危重伤员随时有生命危险。(2009年11月15日新华网)
　　
　　又是非法加工爆竹发生爆炸事故，每次出现这样的重大事故之后，总会听到类似的声音：“领导高度重视”、“要总结教训”，但这样的恶性事故却总在领导高度重视、总结教训中发生，不知什么原因，前车之鉴，就是不能成为后事之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悲惨的事故，让13名幼小的孩子死的死，伤的伤？
　　
　　目睹过这样悲惨的事情，一辈也不会忘记的。十多前，我在家乡江西鹰潭工作时，中童镇云星村也发生了这样的爆竹加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一辆拖拉机把十多位受伤的孩子拉到了镇卫生院，孩子们那凄厉的痛哭嚎叫声，让人心如刀绞，至今想起，也不寒而栗。这些孩子在这非法的爆竹加工坊插“引硝”，一天就为了赚那几毛钱。如今这些孩子双休日去那危险的爆竹加工坊插“引硝”，一天就为那二三块钱，这二三块钱不过是城市孩子在“麦中福”吃的一块蛋糕、一瓶饮料，但农村孩子是没有这种口福的，他们或许为了买一支笔、一个文具盒，或者是为一个书包……但他们没有想到付出的却是伤痛、终生残疾，甚至整个幼小的生命。
　　
　　可我想，这样的非法加工爆竹厂，在十多年前就在“严禁打击”和“坚决取缔”中，怎么就屡禁不止，事故还在频频发生？杨会村党支部书记杨佑记告诉记者，目前全村百分之七十的青壮年都在广东等地打工，小孩留在村上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照顾。由于老人身体状况和精力欠佳等原因，这些“留守儿童”大都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非法加工爆竹发生爆炸事故的理由。这几年，我曾多次到农村调查留守儿童问题，发现留守儿童的确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而更让痛心的是孩子溺水身亡、在交通事故丧身的事不断增多。《中国青年报》在《他们是当下中国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的报道中说，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遭遇一场特大洪灾，12名儿童死亡，其中11个留守儿童。当看到留守儿童那幼小生命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悲愤地发问：“什么时候才能让留守儿童那幼小的生命不再脆弱？让他们的父母安心打工，而不是提心吊胆地牵挂？”
　　
　　 留守儿童问题不应把责任都归咎家庭管理和教育，难道我们的政府就不应承担责任？拿这次广西非法加工爆竹发生爆炸事故来说，当地村干部和有关执法部门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既然是非法，为何还在加工，直到发生爆炸事故？难道不知道雇用童工是违法的？
　　
　　每一次看到留守儿童的新闻，我的心都会倏然紧张，因为媒体报道留守儿童的新闻大多都是“问题性”的。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 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他们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重庆双胞胎“黑老大”张波、张涛，曾经就是一对留守儿童，1999年，张氏夫妇外出打工，把年仅13岁的张波、张涛兄弟交给年迈的爷爷照顾，由于缺乏正确的管教和引导，从赌博开始，逐渐成长为黑社会的头目。
　　
　　谁愿意骨肉分开，那是生活所迫。假如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读书不需要昂贵的借读费，能在就读的地方参加中考、高考，骨肉分离，那样悲惨的事情就肯定少很多。一位在城里拉板车的农民兄弟曾这样对我说，我也不想外出务工，希望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在家里还能照顾孩子，管束孩子，但那些田地只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没有孩子读书的钱。他告诉我拉板车每月可赚600元左右，一年积累下来也才7000元钱，可他孩子上县重点中学就交了1.2万元的赞助费，差不多两年就为这赞助费劳碌。如今乡村好的老师跑进城，跑到沿海发达地区，孩子要是留在乡村中学读，考大学就一点希望也没有。“孩子成绩好，考大学是没问题。为筹集孩子上大学的钱，我还得拼命地拉。”
　　
　　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健全而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留守儿童基本缺失了完整而有效的家庭教育。我国有2.3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约为3000万，其中超过2000万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由于他们与父母的长期分离造成了家庭教育的弱化，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导致许多留守儿童心理不能健康发展，轻者经常逃学、打架，重者违纪犯法，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面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学者警示：他们可能会成为被“毁掉的一代”，成为国家新的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外流的一个潜在挑战。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和忧患意识考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将来的“埋单”或许是难以承受之重。怎样才能使农村孩子健康成长？怎样才能保护留守儿童那脆弱的生命？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限制,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最能反映海外华人精神贫瘠的地方，莫过于唐人街中文书店里面那一排排满满的紫微星相和风水大全了。每会看到那些书店就禁不住想：大陆人来得晚也就罢了，港台同胞们来这些年了都没有支持起一个像样点的书店，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上周六发现错怪台湾同胞了。亚特兰大路和佳味路交界处的长青文化广场就还不错，我居然在里面流连了一个多小时。上一次有这体验还是读硕时候周末蹲巴诺书店，而那毕竟是卖英文书的所在。

买了两本早该看而没有看的书：台版的<江村经济>和陆版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

买了一本看过但没有保留的书：董桥的<这一代的事>。董的散文其实网上有不少，而这个干净潇洒的聪明人我也不算太喜欢。但他和金耀基这一批人的文字实在是出色，再说这本陆版的小册子很便宜，两块钱买了权当课文来一篇篇重读。

原来觉得给小芥菜选的诗歌不应该包括情诗，但这本选集的大部分应该是他十几岁时候读的，所以那些经典的情诗也应该可以收一点。例如这首在美国婚礼上经常听到的《爱》：

L o v e
by Roy Croft

I love you,
Not only for what you are,
But for what I am
When I am with you.

I love you,
Not only for what
You have made of yourself,
But for what
You are making of me.

I love you
For the part of me
That you bring out;
I love you
For putting your hand
Into my heaped-up heart
And passing over
All the foolish, weak things
That you can't help
Dimly seeing there,
And for drawing out
Into the light
All the beautiful belongings
That no one else had looked
Quite far enough to find.

I love you because you
Are helping me to make
Of the lumber of my life
Not a tavern
But a temple;
Out of the works
Of my every day
Not a reproach
But a song.

I love you
Because you have done
More than any creed
Could have done
To make me good
And more than any fate
Could have done
To make me happy.
You have done it
Without a touch,
Without a word,
Without a sign.
You have done it
By being yourself.
Perhaps that is what
Being a friend means,
After all.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傅国涌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 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 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 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 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 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 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 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 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 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 ’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 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 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 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 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 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 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 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 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 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二

千 千万万的中文读者记住了唐德刚这个名字，大约主要是因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实，作为史家，他真正的功业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扎硬寨、打死仗的专业， 《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都已成为这个领域扛鼎的范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我有时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这些通俗性历 史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业余”之作，属于无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经营。

口述史本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古老形式，司马迁文采风流的《史记》即 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刚给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树立了活的范例，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这是他对现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口述史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说的“ 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如果只凭传主个人并不可靠的记忆，缺少详实可靠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参证和补充，不算真正的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口述历史决 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 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 良口述自传》无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个毛坯，离最后的成品还很远。

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踏进口述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 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这些显赫的名字吸引了哥伦比亚大 学，而他恰好被选中来执行这个计划，民国口述史的这一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轻轻推开。

顾维钧是一位阅历极为丰富的外交家，一个人就是一部 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加上顾氏本人保存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顾维钧回忆录》的价值、可读性无疑都是值得期待的。唐德刚最初曾参与这一口述史抢救计划，并且 是顾氏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当他离开当时哥大的口述历史室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缺乏文学天赋的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 节删掉了不少”，加上部头太大，我们现在读到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就没有李宗仁回忆录那样可读了。其实，即便最后整理的那个美国小姐文笔一流，也不可 能达到唐德刚那样的境界，因为她缺乏的是对历史情境本身的体验和感悟。唐德刚亲身经历了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自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 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即使他用英语来记录历史，他也能体会到祖国的兴亡、历史人物的悲欢与荣辱，体会到母语的独一无二，他在不 经意之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化入其中。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个人天赋，使他的口述史不同于常人，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史学价 值。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 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 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 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 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 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 性，就是他以 “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 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 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浑打科， 淡笑戏虐，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多 年前，唐德刚曾用“以一人敌一国”来评价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刘绍唐。以长远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几乎每一个真正出色的史家，都拥有“以一人敌一国”的 力量，中国的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些人，希腊、罗马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这些人，乃至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斯宾格勒，以及写下《第三帝国的兴亡》 的威廉·夏洛伊，……他们凭借自己的传世之作，无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都活在时光之流中，不可磨灭。生于20世纪、殁于21世纪的唐德 刚，因着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卓越建树，因着他脍炙人口的历史作品，更因着融汇了他生命情怀的“三峡史观，注定也要进入这个“以一人敌一国”的精神谱系。

小芥菜：

送你摄影师叔叔上飞机的时候，想起有首老歌这样唱：“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

姜育恒唱这歌时候的台湾，也正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批判城市化痼疾、郑智化在《水手》里痛斥都市人情冷漠的阶段。此时距离messenger、facebook、 twitter和豆瓣这些当代人用以对付孤独感的武器出现，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因此他那个时候，感叹“投入另外一个陌生”是有理由的。在科技已经提供 了用趣缘连接陌生人的今天，《驿动的心》就稍有些不合时宜了，更合适的也许是高适的这首送别诗：

【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高适看来，董庭兰那一手琴艺足够他在任何地方碰到知音。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只要珍惜自己喜爱的“琴艺”，就根本不必愁那个有没有“琴友”的问题。

那么保持呼吸道湿润（例如一天到晚泡澡加游泳）是否就不患流感了？

周六上午，朋友代看几小时的小芥菜。这小子在别人家爬上爬下玩得开心，朋友最后提醒他说：
“该回家了。”

小芥菜抗议道：“我不要回家！要继续玩。”

这倒是符合他的规律：越陌生的人带他越容易，带他最吃力的人就是大芥菜了。

我要不要也跟我这些开封远亲学学，弄本以色列护照？

From Kaifeng to kibbutzim

Ben-Gurion Airport was the setting for an unusual scene late Tuesday night, as seven young Chinese men wearing kippot arrived via Uzbekistan to make aliya.

The newcomers, who were brought here by the Shavei Israel organization, are all descendant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China, which flourished on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It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an organized group has moved here from Kaifeng.

"I a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in the Holy Land," said Yaakov Wang, one of the new immigrant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y ancestors dreamed about for generations, and now, thank God, I have finally made it."

Wang said he eventually hoped to become a rabbi, so that one day he could help other Kaifeng Jewish descendant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heritage.

Wang and the other young men will spend their first few months in the country learning Hebrew at an ulpan on a religious kibbutz in the North, after which they will prepare to undergo conversion.

From the airport, the group went straight to the Western Wall, where they recited the "Shehehiyanu" blessing with great emotion, and then burst into a chorus of traditional Hebrew songs.

"It took more than two years to get the necessary permission from the Interior Ministry to bring them over, but it was well worth the wait," said Shavei Israel chairman Michael Freund, who is also a Jerusalem Post columnist. Freund said he hoped this group's arrival and absorption would serve as a pilot, and if successful, would open the door to bringing more potential olim.

"This is an historic event," he said, adding that "Kaifeng's Jewish descendants are a living link between China and the Jewish people, and it is very moving to see the remnants of this community returning to their roots."

At its peak, during the Middle Ages, Kaifeng Jewry numbered about 5,000. But widespread intermarriage and assimilation, as well as the death of the community's last rabbi, brought about its demise by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Freund, there are still hundreds of people in Kaifeng who cling to their identity as descendants of the city's Jewish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 growing number have begun to express an interest in studying Jewish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building where the synagogue stood is now a hospital. In the basement, there are still signs of a mikve.

Of the approximately 1,000 descendant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about half,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would make the move to Israel, Freund said.

给小芥菜讲了经过阿三改编的超级马力游戏（Ｓｕｐｅｒ　Ｍａｒｉｏ）故事，安然入睡。

小芥菜问世一千多天来，这是第一次在家中没有妈妈的情况下过夜。

昨晚听了故事之后还不肯睡觉，穿睡衣出来继续玩，直到我动用终极武器："你要是晚上不睡觉呀，妈妈就会生气，不回来了。"

他应声去睡了。

大清早，小芥菜摸着那团被子说："妈妈，你回来了!"

连续说了几次，一直摸到被子的尽头，我才告诉他说："妈妈没有回来。"

小芥菜没有激烈反应，只是翻身继续睡觉。

小芥菜才三岁多，却要演出一场十一天独自生存的真人秀，身边那只阿三还不如一条宠物犬顶用。

今天是大芥菜上飞机的日子。早上起来小芥菜神色慵懒，闹着要吃上次生病喝的葡萄味药剂，并说自己病了，故作咳嗽状。大芥菜和阿三以为是真病了，担心了一上午，大芥菜也只能走。大芥菜走后，小芥菜一切表现正常，阿三怀疑上午的情况是（也但愿是）他为了吃到香甜的药剂而装出来的病容。

阿三准备十一天里面每天犯一次罪，罪的意思是满足他某个平时不被同意的愿望。今天中午就带他去吃了中餐快餐店的蛋炒饭。

大芥菜同学因故单独回国两周，本人需要ｃｏｓｐｌａｙ两周单身父亲了。

盛情邀请大家多来我家捧场，不要让我把这场ｃｏｓｐｌａｙ给演砸咯

私家车主好心帮人 遭遇钓鱼被罚1万

　　●上海一白领发帖称开车时帮助了一位自称胃疼的路人，结果被定非法营运

　　●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质问车主“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善良会被骗？近日，网友“善良的被骗”发帖讲述自己出于好心帮助一位自称胃疼又打不到车的路人，没想到那是一个俗称“钩子”的交通行政执法队协查人。张的私家车当场被扣。事件引发网络议论狂潮。

　　有网友感慨：“这样谁还敢做好人？”南京老太太事件后，很多人看到倒地的老人家，都会分外小心，不敢随便帮忙。“现在好心帮个胃疼的人都会被陷害、钓鱼，那以后在路上谁还敢帮人？”

　　上海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采用“钓鱼”手段查处黑车并非新闻，此前当地曾发生过黑车车主识破陷阱捅死“钩子”的事件，轰动全国。但近日这种并不罕见的“钓鱼”再次引发了网上巨大声浪，因为这次被钓的是普通私家车主，车主说自己只是好心帮一个自称胃疼的人。

　　昨天，网友“善良的被骗”，在上海某外企任职中层经理的张军(化名)在缴了1万元罚款并声明放弃申诉的权利后取回了自己的车。

　　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科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对张军反映的情况尚未核实，如果张军的确是“好心载客”，该部门将赔礼道歉。

　　打劫？不是！运管查车

　　帖子题为《无辜私家车被课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10日发表在爱卡上海论坛。

　　网友“善良的被骗”，也就是白领张军在帖子里描述了事件经过：

　　9月8日中午1点多，他在路口等红灯时，一男子问能否带他一段路？张军拒绝，因为马上就要到达工作单位所在的闵行开发区了。但白衣男子继续央 求，说自己肚子很痛可能胃有毛病等不到出租车，他家就在前面不远。张先生心一软就答应了。其间张还表示有事马上要到公司，要白衣男在前面下车。白衣男提出 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

　　张按其要求停车时，男子伸手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 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

　　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

　　张称，自己打电话到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投诉，对方问他为什么要让不认识的人坐车，张说那个人说自己胃疼的厉害，对方继续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张第二天到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闵行区建交委交通科反映情况，一位姓王(音)的女性工作人员接待了他，“王女士回答说这些不是执法大队的人， 是一些协管人员，并说坦率的说觉得我运气比较差。”张把这段对话录了音。记者在这段录音里听到，王女士还表示，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但王女士说如果抓错就 算了，放车。

　　张军开始上网发帖，并不停地跟帖报道最新进展。他的帖子被韩寒在博客里以《这一定是造谣》为题转载，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

　　9月11日，他又到建交委要车，交通科的万科长说，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没有这种人”。“那很有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是配合执法”。

　　9月12日，张在跟帖里表示，“如果是因为拿车，要写《认罪书》我也只会写：我错了，我不该有同情心，不该三十多了还这么天真，不小心就带来不认识的人，我一介P民还想和雷锋同志叫板。”

　　最后妥协交钱领车

　　但他没有真的这么写。他告诉本报记者，因为急于拿车，他妥协了。昨天，他还是按贴在柜台栅栏上的标准声明写了：“我放弃陈述、申辩”。另外他还 要在《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处罚判决书》上签名。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开黑车，被认为态度不好，原来说情说下来的2000块钱也不让免了。交了一万 元罚款，200元停车费之后，他终于把车领了出来。

　　帖子在爱卡几天分出了80页，成为最热帖，很多网友都表达了愤慨甚至悲凉，担心这样的事情会让人们不敢帮人、不敢做善事。

　　爱卡论坛资深网友“东方银欧”等网友都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事，自己也会中招，但以后“不能再听任自己同情心发作了”。

　　张军说，女儿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爸爸帮助别人还会被人害，他自己也在考虑是不是以后不要“多管闲事”。本报记者 谭人玮

　　闵行建交委：如果真是“好心载客”将赔礼道歉

　　本报讯 闵行区建交委相关负责人否认了“钓鱼”存在，称任何一个执法人员都不敢这样做。

　　建交委交通科万科长则表示，只要司机和协案人员谈话内容涉及“谈价”，该私家车可立即被视为“黑车”，处罚依据为“非法营运”，“谈价”的内容包括汽油费、好处费等。

　　就张军一事，万科长称，协案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一套严格程序，并掌握了一系列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他有非法载客行为。

　　万科长在最后表示，尚未核实张军所反映的相关事实和具体细节，也因此不排除可能性，即张军的确是“好心载客”，如果张军反映属实，该部门将予以赔礼道歉。《东方早报》供稿

　　钓鱼手段：利用你的善心

　　昨晚记者采访了两位同样在闵行区被钓鱼的车主，两人遇到的钓鱼手段分别是“亲人车祸”“肚子疼”。

　　施先生5月23日午夜，在沪闵路练车时，1男1女两中年人拉开他车门就坐了进去，称他们亲人在颛桥出了车祸，现在太晚打不到出租车，请他载一程。

　　施说：“当时觉得人家事情挺急，啥都没想就答应了，根本没提到要给钱，结果到了地方以后，女的一边拿出20元钱往我手里塞，一边把车钥匙拔了，男的则用身体压住我。接着执法大队的人就出现了”。最后交了1万元罚金才取出了被扣押车辆。

　　浙江温州陈先生说是位商人，9月初，他的送货司机在闵行区浦星公路遇人拦车，说肚子疼需要去医院，请司机载其到前方路口，愿意给5元钱，虽然司 机根本没收那5元钱，仅仅是出于爱心想帮下“肚子疼”的搭车者，结果到路口就被运管当黑车查处。最后罚款1万。 本报记者 谭人玮

关禁闭的招式用老，小芥菜对在衣帽间数数已经习以为常，于是必须动用没收玩具这一招。

他宠爱时间最长的玩具是外婆给买的一辆工程车。有一次在公园的溪水边玩工程车，一不小心车被水冲走，他撕心裂肺地哭起来，惊天动地。我下水给他捡回后，他死死抱着那辆车往停车场的方向就跑，再三再四叫不回来。

所以，就要拿他最心爱的这辆工程车开刀！

某次他往地上乱扔东西，我一下子抓起工程车说：“要把这个车给没收！”

小芥菜立即反应说：“不要！不要！”

“要没收！”

他见我没有回心转意，眼珠一转，抓起一个已经失宠的玩具轿车说：“要把这个小轿车给没收！”

我不理他，拿着车大步往外走。

小芥菜急了，又抓起另一个许久不玩的玩具巴巴儿追上来给我：“要把这两个给没收！”　

“一听到你需要帮助就能亲自跑过来帮忙的朋友，你能数出几个？”

这是以前我处理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统计数据的时候，所接触到的一个社会学常用变量。假如你的答案是10或以上，这证明你有一张相当强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已经被证明对保持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有极大的意义。

此次北上湾区，路上聊天时虫子同学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正是10以上，这让我大为吃惊。因为即使对一个出生在洛杉矶本地的美国人来讲，10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数字。一个来美没有几年、自身并非什么教会核心学生会领导的中国人居然能达到10以上，这是有点厉害的。

实则，第一代移民的社会网络之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著名的“移民悖论”：为啥墨西哥第一代移民的健康状况会比他们更富有安逸的下一代好得多？答案除了饮食习惯外，第一代有更强的社会网络也是原因。研究表明，第一代女性墨西哥移民在待产和产后阶段，得到朋友的帮助要明显比她们的女儿辈在类似情况下多很多，而这直接就影响到母亲和新生儿的健康状况。

所以，所谓新移民“孤身来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其实不一定有根据。移民群体的外来者身份往往会使他们内部的互助更紧密，比当地土生土长的还更紧密。

单身逃亡

长的街 冷的夜

冷的街 长的夜

交错纠缠的时间空间

没有感觉的感觉

这次去湾区听罗大佑周华健李宗盛他们的演唱会，大小芥菜原本是要同去的。大芥菜后来又打消这念头，变成我一个人离家去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行程。第一日，夜 宿朋友家k歌，有人调出郑智化的《单身逃亡》，我正惊叹怎会有人点出这么愤青的老歌来，一旁的女主人笑道：“你这次出来不就是单身逃亡么？”

好玩儿的是，我这回第一次醒悟到歌词原来是“交错纠缠的时间空间”。我高中的时候一直嚎作“走出纠缠的时间空间”。毕竟是天真，以为怪圈套怪圈的人类行为迷宫那么容易就走得出去哈。

爱人同志

哦——边个两手牵,
　　悲欢离合总有不变的结局,
　　啦.哦——两手牵,
　　不变的脸.

杜拉克曾经说，海外华人的投资总额比美国的对外投资还多，所以海外华人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然而，据同行布哈林兄的看法，如果海外华人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那么这个所谓超级大国的存在也没有太大意义。没错，华人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分歧不是一般的小，的确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势力来看 。然而隔三差五也总有那么些事情，可以让海外的不同华人群体牵起手来。例如川震，例如台湾飓风，例如罗大佑。

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躲在美利坚滔滔车流里的那么多不同年龄性别出生地政治倾向的那么多人，都来了。

残疾的欧吉桑摇着轮椅，年轻的爸爸抱着小女儿，下了班的单身族一路堵啊堵啊堵，都来了

鹿港小镇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
　　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
　　想当年我离家时她一十八
　　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罗大佑选这首歌作为献给现场的第一首罗记老歌，自然很容易引起移民们“xx不是我的家”的共鸣。说起来，这首歌我最早还是在1989-1990年左右听到的国内吉他手范捷宾翻唱版。当时并不觉得怎样，相反觉得反反复复那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既单调也不动听，简直不知所云。后来上了大学，从同学那里才知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是罗的原唱。但大学时虽然也算受影响成了罗的粉丝，仍然不是最喜欢这首激烈的曲子，关于这首曲子有点意思的是大四找工作时的一次偶遇。

那时候一心想在北京上海找个外企工作，攒几年经验出去读商学院。但在户口限制严厉的1997年，这种念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四寒假的某个晚上，本人背着一书包简历从上海淮海路走回长乐路住处，一路只见灯红酒绿，从华亭伊势丹的高贵看到新锦江饭店的奢华，自觉就像一只小蚂蚁在这些主流主流的摩天楼间爬爬走。这时突然在新锦江对面的路边看到一处咖啡屋用小楷书写的店名“鹿港小镇”，咦，居然有种心头一暖的感觉.....

朋友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声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前述那段不顺畅的找工作经历最后落脚在一个大型皮包公司。那外贸公司九十年代前期也风光一时，哄了不少重点高校的毕业生进去“储备人才”。在亚洲金融危机动地而来的1997年，一个初涉尘世的毕业生刚进那个风光不再、业务全无的皮包公司，是啥感觉就不用提了。每天下班后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开怀痛骂，骂完后就各自琢磨出路。再后来，每隔几天就送走一两个，另谋高就的还特别少，多半是被裁，或者是主动辞职去外地碰运气。赶上周华健的《朋友》还算流行的年头，“朋友一生一起走”就成了送别饭局和火车站头常唱的曲目。

这首歌出现在演唱会上毫不奇怪。演唱会上出现的歌一般都会是这种水歌、滥曲，随便哪家服装店里都会开大喇叭放的那种大路货。大路货就大路货，一个人群之所以能被叫做一个民族，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集体共享的大路货。

我后来想到，没准演唱会的现场某处，就有当年一同鬼哭狼嚎过这歌的兄弟,跟我一起重新把这歌给温习一遍。

亡命之徒 

出发啦 不要问那路在哪(亡命之徒 可会全力以赴)
迎风向前 是唯一的方法(是不是穷途末路 有没有藏身之处)
出发啦 不想问那路在哪(亡命之徒 逃亡要全力以赴)
运命哎啊 什么关卡(喘息在穷途末路 给我个藏身之处)
当车声隆隆 梦开始阵痛(亡命之徒 可会全力以赴)
它卷起了风 重新雕塑每个面孔(是不是穷途末路 有没有藏身之处)
夜雾那么浓 开阔也汹涌(亡命之徒 逃亡要全力以赴)
有一种预感 路的终点是迷宫(喘息在穷途末路 给我个藏身之处)

这是纵贯线的主打歌曲《亡命之徒》。演唱会上某位老大（反正不是张震岳）解释过火车这个一往无前的意象对“纵贯线”这个穿越光阴的组合有何意义。对于滚石唱片公司来说，面对网络音乐时代的挑战，这个跨越四代音乐人的“纵贯线”也许是一种冲向未来的尝试。而对于歌迷而言，乘坐这趟光阴列车则是一种重走生命历程的投胎过程。

来自西藏的某种信仰认为，人在自己的一生结束之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此生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再经历一遍，以一种不同的速度重新走过自己走过的每一步，然后此人才会真正进入下一纪的轮回荣枯。这个说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种悖论："要想往前走，先得向后看”。假如我们把生活的不同阶段看作是不同的生命，那么演唱会这一类浓缩在几个钟头内的怀旧体验无疑就提供了一瞬间复现“前生体验”的机遇。再拿北美留学生的语境来说，设若你在这几个小时里足够投入，足够复现那个青春勇敢的自己，那么走出那个演唱会的你，就不一定会是那个亚健康状态的WSN了！

1997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高中生白晓燕在回家路上被人劫持。当晚，她的单身妈妈、艺人白冰冰接到勒索五百万美元的电话。像所有负责的母亲都会做的那样，白冰冰一边报警，一边筹备款项准备赎回女儿。她有钱，有信心既救出女儿，又惩罚凶徒。

白冰冰没想到的是，她打给警方的电话马上被媒体知晓。“绑架”“女孩”“明星”这几个关键词让嗜血的媒体像鲨鱼闻到腥味一样群聚过来。一场震动全岛、长达七个月的噩梦开始了：

白冰冰几次去送钱，都被大群采访车追踪，白冰冰数次相求无用。

歹徒判断白已报警，再不露面取钱

白晓燕半裸尸首被发现，验尸发现系毒打致死

三名亡命歹徒在通缉下开始流窜全岛，在警方全力围追下的几个月里，成功绑票数家政要富商，杀平民杀警数人，性侵数十，劫财千万，并投书各大媒体威胁台湾民众。一时台湾南北人心惶惶。

11月，在其他两名歹徒最后伏法的情况下，出身海军陆战队的主犯陈进兴劫持南非驻台武官一家，使得整个事件最后上升为国际危机......

在整个事件中，媒体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白冰冰哭求媒体可怜她们孤女寡母，不要继续骚扰了。而媒介在白晓燕被撕票后，仍然连篇累牍登载孩子的裸尸照片，甚至请来“专家”上电视深谈性侵细节。杀人性侵无算的劫犯陈进兴在媒体争先恐后的采访渲染下，俨然成了嘲弄无能警方的英雄。

李登辉-连战政府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除了把歹徒的亲属送上电视喊话，根本对这几个无法无天的歹徒无能为力。妇女儿童权益团体上街呼喊连战辞职下台，又被李登辉说成是对岸势力操纵，使得这场治安危机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也加重了李连政府的信任危机。

而这一切媒体的无耻，政府的无能，经不起八卦媒体诱惑的民众和选出这些政客的民众又何尝没有责任？

所有这些问号，都在敲打拷问着白晓燕事件之后伤痕累累的台湾。

而在这场冲击中的罗大佑，照例是没有沉默。《倾城之雨》就是他送给白冰冰的歌曲。

罗自己没有孩子，然而这不意味着他对下一代没有责任感。他早年的《未来的主人翁》和这时的《倾城之雨》表现了一种长者对后辈的负疚感。

《倾城之雨》也是罗后期越来越走向实验性歌曲的创作生涯里，比较上口流行的一部作品。和罗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相比，这首歌算不上动听，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起眼。但能听完这首歌的人，却很难不为那种真诚感愤的情绪打动。

大陆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在她早年的作品《闪亮的萤火虫》里面写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在革命后的农村，孩子的父亲死了，孩子跟着被打倒的地主爷爷过。孩子娘改嫁到别村，时不时去医院卖血换钱，买了零食徒步走远路带回来给这个叫顺儿的孩子吃。故事的最后，倔强的顺儿被文革中得势的流氓烧死在房中，尚且不知情的孩子妈还在回来的路上跌跌撞撞走着，嘴里念叨着：“孩儿.......顺顺当当地长.......娘的心碎了”。

秦作家虚构的这个最后情节给了我相当大的触动，多年来几乎每次想起来都有负罪感。我不知道罗这样对社会问题敏感的艺人，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白晓燕事件，是否也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觉？

《小芥菜三百首》一般不收沉郁悲怆的作品，但这首作品有时时提醒长者责任的功能，破例收入。

倾城之雨 　　作词：罗大佑 　　作曲：罗大佑 　　编曲/电吉他：罗大佑 　　 　　

春天刚刚来临时 oh 燕子啊 　　
是否你已经再度 找到你的家 　　
出门的路要当心 oh 燕子啊 　　
忽晴忽雨 忽暗忽明 忽然夕阳已西下 　　 　　

孤孤单单放单飞的燕子啊 　　
所有的人都在等 等待你回家 　　
出出入入的风声 oh 冰冷呀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越过了你温暖的家 　　 　　

来来往往的人世如天涯 　　
情窦初开中就让她羽化 　　
青春终究不解要世间的回答 　　
为何造化那倾城的无法挽回的演化 　　 　　

一生就这么一次 oh 燕子啊 　　
倾城之雨 倾城之雨 倾盆在锻羽之下 　　

一生就这么一次 oh 燕子啊 　　
倾城之雨 倾城之雨 倾盆在锻羽之下 　　 　　
倾城之雨 倾城之雨 倾盆在锻羽之下 　　

倾城之雨 倾城之雨 倾盆在锻羽之下 　　
倾城之雨 倾城之雨 庆幸你安息回家

他山之石：美国财产申报制度是怎么出台的?

　　民众心里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华盛顿是肮脏的，需要监督。”

　 　1974年8月9日下午，尼克松最后一次走过白宫草坪，最后一次登上总统直升机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陆战队一号”的螺旋桨哒哒作响，升空而去，在华 盛顿的夏空中逐渐消失。“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紧急宣誓继任的福特总统这样鼓励被水门事件打击了信心的美国民众，“我们的宪法是有效的。我们伟大 的共和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福特的誓词宣告了一个立法高峰的到来。为了确保法治原则，重建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白宫和国会随即投 入了长达数年的“后水门立法运动”，对水门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美国法律漏洞进行大修大补，其中就包括政府官员财产申报方面里程碑式的《政府伦理法案》。有意 思的是，这一类防堵官员腐败行为的立法，似乎总需要一些灾难性的丑闻才能推动。

　　反贪的政治盘算和民意基础

　　美国的 选民习惯于看候选人个人表现去投票，而相对不太理会其党派归属。也因此，初生牛犊们在第一次出马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总喜欢把美国国会描绘成一个腐败不堪 的臭泥潭，而自己就是那个要降临国会山收拾乾坤的救世主，为此常设计反腐提案来吸引选民。一两个新议员的这类说辞不足影响民意，但当这类说辞在政治新人中 成为一种长久流行的文化，民众的心里就随之形成了思维定势：“华盛顿是肮脏的，需要监督。”

　　政客和民众长期如此互动的结果，反腐提案 成了有效赢取选票的杀手锏。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永远会有关于加强官员财产申报的新提案等待审议，一旦出现比较明显的腐败案件造成政治危机，这些提案就会有 较大几率进入表决程序，并获得通过。自二战以来，美国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就这样逐年演进，不断加严，终于到达了一个在很多外人看来已经接近神经质的严格 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政府项目和公共开支暴涨，官员的权责随之水涨船高，监督政府官员的经济行为也因此变得突然重要起 来。二战的炮火刚刚消停，参议员莫斯就提交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法案，并在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不断发起新的投票动议。几年后，另一名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巴内特也提 议建立官员行为规范保障廉洁。在50年代保守心态弥漫的美国，这些法案的进展都不顺利。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阿丹姆斯爆出受贿丑闻，年轻参议员们的 这些设想才得以实现。

　　阿丹姆斯中年从政，做过联邦众议员和新罕普什尔州州长，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信赖和他本人调和内阁矛盾的出 众才干，他在50年代担任白宫幕僚长的时候被人称为“美国的影子总统”。此公在他权势熏天的1958年一跤摔进了受贿的丑闻里：他收受了纺织商古德凡一件 名贵的驼毛外套和一条东方风格的地毯，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当时却正在调查古德凡的某些可疑商业行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阿丹姆斯因此为古德凡谋取了什么特殊赦 免，但这种收礼行为本身显然已经超出了美国公众对政客的容忍度。“影子总统”阿丹姆斯因此挂冠离去后，艾森豪威尔内阁一下子陷入混乱不能自拔，直到这届政 府任满结束。

　　阿丹姆斯丑闻彰显了监督官员收入来源的必要性，美国国会在1958年通过了《政府服务伦理规定》，要求任何在政府工作的 人员都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其职务决策的礼物和帮助。这项规定直接禁止了接受礼物和帮助的行为，而不考虑官员随后是否有回报行为，是规范官员行为的一大进 步。但在1958年，国会通过的这项规定仅仅只是一个行政指导意见，尚未正式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定。直到60年代中期，在国会山再次连续发生腐败丑闻的背景 下，白宫和国会才正式规定官员的经济利益不得和其政府职务有利益冲突，国会两院分别成立官员行为标准委员会，开始对官员的财产来源进行全面监督。

　　后水门时代的立法

　 　1974年的水门事件如同一声惊雷，造就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感。保守主义传统强大的美国立法机构也一改过去审慎多疑的态度，开始大刀阔 斧地推出约束官员行为的法案。1978年，国会总结以前的各项规定，通过了《政府伦理法案》，对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政府机构的官员统一做出规定，所有官 员必须填写统一的财产登记表格如实报告其财产和收入。对于由此而来浩如烟海的官员财产登记表格，则由《政府伦理法案》规定建立的美国廉政署来审阅监察。

　 　之前反对这项立法的理由之一是，如果规定官员财产全部公开，而一般公民的财产则不必公开，那么对于一个在选举中迎战无官职公民挑战的在职官员来讲，这项 规定就是在制造不公平竞争。这种反对声音虽然明显是出于当选官员维护自己职位的利益考虑，却也不无道理。有鉴于此，《政府伦理法案》还进一步规定，无官职 但有意参加竞选公职的公民也必须公开其财产和收入。换言之，假如一个普通公民的财产和收入被认为和他/她要竞选的职位有利益冲突，那么他就必须先出售有利 益冲突部分的资产再来竞选，否则连竞选的主意都不用打了。

　　水门事件之后一项比较大的丑闻，当数1987年众议院议长赖特通过卖书变相 从游说集团收受酬金的丑闻。和水门事件一样，这桩丑闻也促成了官员财产监督的进一步严格化。1989年生效的《伦理改革法案》除了对财产登记做了增补规定 之外，还进一步规定，国会议员在卸职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出任和在职期间的职权有利益冲突的公司职位，联邦雇员不得接受类似“车马费”一类的礼节性酬金。同时 根据这项改革法案，美国廉政署脱离人事署，成为独立向总统负责的强势机构。十几年后的2007年，围绕国会共和党的一系列游说集团丑闻又促使美国加重在官 员财产申报方面的处罚力度。在财产申报表格上作假不仅要付出高达5万美元的罚金，还构成足以判作假者入狱的刑责。

　　过于严苛了吗?

　 　美国对官员财产不得与其职位有利益冲突的规定经过多年的增补，已经到了让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入政府工作的地步，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某条细则。按现行规 定，官员任何一项超过1000美元价值的财产都必须登记入档，否则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有意隐瞒财产。但在一个健身器就价值3000多美元的美国，漏报一项 1000美元的财物实在是太容易了。被小布什政府邀请去做国防部次长的阿特伍德对《福布斯》记者抱怨说，他舍弃通用汽车公司60多万美元的年薪去做一个年 薪不到9万的职位，就职前还必须不顾行情马上出售大笔通用汽车的股权。这至少100万美元的损失也就罢了，他还必须为自己重新购买一份人寿保险和一份医疗 保险，以确保通用汽车倒闭的时候他能够有保险可用。否则，他手头的保险计划就会被认为和国防部次长职务有利益冲突，因此他就有可能为了保证通用不破产而把 该给其他公司的政府合同给通用汽车。

　　《福布斯》的评论员问道，这种规定是否已经违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本意，伤害了政府的效率，使得能人不愿意进入政府服务公众?

　 　与这种质疑声音相反，公民权益团体如“共同事业”等组织却还在积极推动加强对官员财产和收入的监督。在他们看来，近年来美国政界的系列丑闻，不是因为法 规多了官员就容易一不小心触犯某条，而是因为立法不完善和司法执行缺乏力度，才导致的议员们腐败。“共同事业”的现阶段主要努力方向是，把财产申报和收入 登记制度的适用范围向下延伸，至少要议员雇来的助手也做到定时填写这种表格;游说团体对政客的游说、即使不涉及到送礼问题，其行为也必须马上上网向公众公 布;作为行政机构的廉政署，其监督范围必须包括参众两院的议员，国会不可以只靠自己设立的官员行为标准委员会来监督自己，等等。由于美国的民意仍然是以 “肮脏华盛顿”的印象为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组织提出的进一步监察官员的方案将不难在某个腐败丑闻案期间通过，其难度会远低于他们的对头所设想的调 整方案：降低财产申报难度、保护公务人员的隐私权。

小芥菜做了坏事，抱去关禁闭。

他先是哇哇大叫抗议：“不关禁闭！不关禁闭！不关禁闭！”

被抱着走出了客厅，他知道禁闭不可避免了，开始退一步讨价还价：“要关到卫生间里面！要关到卫生间里面！”

我不理他，径自走到衣帽间，将他放进去。他大叫：“要开灯！要开灯！”

小芥菜被嗵的一声关进去之后，马上就认错保证下决心“以后不扔东西到地上！”

我告诉他：“要从一数到三十，才能出来。”

他继续讨价还价：“要数到四十！”

好，你小子愿意讨价还价到四十，我就让你数四十！

小芥菜：

史阿三小时候，爷爷周末要去郊区的学校教英语补贴点家用，奶奶就抱着阿三唱道：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宝贝
别难过别伤心啊亲爱的宝贝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宝贝
咱们的队伍一定能够得胜利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睡吧我的好宝贝
我的宝贝”

阿三听多了这歌，也要唱，一开口就是：“宝贝，你爸爸...大大拉拉消息...”把奶奶笑倒。

现在你最爱听的歌之一是关于小老鼠上闹钟的Hickory Dickory Dock

Hickory Dickory Dock,
The mouse went up the clock.
The clock struck one, the mouse went down
Hickory Dickory Dock!

你别处的发音也还对，但一唱首句和末句必然是：

“黑黑鬼鬼dock”

比起阿三小时来，已经好多了。因为你起码没有串句子。

嗯，比你老子强！一代胜似一代。

所以你我都可以放心睡了：）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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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 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 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 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 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 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 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 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 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 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 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 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 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 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 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City of Wenzhou Leads China Down Capitalist Path
Asia: For decades, its entrepreneurship was quietly ignored by the government. Now it serves as a model for the nation's future.
By MAGGIE FARLEY, Times Staff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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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ve all been sacked a long time ago. Now everyone is in the private sector."      Wu and other residents of this port city of 7 million discovered decades ago what Beijing is now acknowledging: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not the state, can help drive China's huge economy into the next century.      Wenzhou is named for its mild weather and known for its feisty entrepreneurs. Loca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about 900 miles southeast of Beijing and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by a rugged mountain range, the city has developed a unique, bubbling dialect--and its own way of doing things.      Long before private enterprise was politically correct, Wenzhou was a bastion of such trade. During the tail end of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when being called a "capitalist" was a stinging denunciation if not a prison offense--the brash businesspeople here were running small family factories under cover of fake signs, calling themselves cooperatives. The local government, happy to get more taxes from the growing enterprises, looked the other way.      Slowly, the "Wenzhou way" has become a model for China, though not without a fight from Communist Party hard-liners. Though Deng Xiaoping gave the official go-ahead to "get rich" in 1992,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grappled with the evolution from Marxism to the market.      Today, with millions of Chinese thrown out of work by the failu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jobs are being created by the still small private sector. Official ambivalence is turning into a desperate dependence on private industry. New laws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NPC, will ensure legal suppor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more access to credit and help in going public.      But the future is already arrived in Wenzhou. Nearly nine out of 10 people here have found work with private companies that have become national leaders in manufacturing everything from home appliances to leather goods.      Wenzhou has about 40,000 private businesses that produce 90% of the city's industrial output. Only two major state-owned companies still exist here, and they are not doing well, bankers say.      The largest taxpayer is Zhengtai Group, which opened in 1984 as a small switchboard maker and has quietly emerged as China's largest maker of low-voltage electronic products--from power plant switches to hair dryers. It produced about $24 million worth of goods last year and boasts 5,000 employees, 1,500 of whom were hired after their state-owned employers went bankrupt.      Zhengtai had watched the government's slow recogn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volving, in China's political lexicon, from "a complement" to the state-run economy to a "useful part" and, finally, in March, t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We're glad about the law," said Chen Jianke, Zhengtai's vice president. "Policies in China change back and forth, depending on political conditions. Nothing is written in stone. But now that it will be written in the constitution, we are guaranteed some stability."      When Zhengtai opened its doors, banks wouldn't risk a loan to a private factory, afr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waver and order its closure. The loans instead went to state-run companies.      "Now it has turned upside-down," Chen said. "Now banks welcome the private sector as a good risk, with the capability to pay back loans. The banks are afraid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stead."      Last year, Zhengtai's chairman, Nan Cunhui, became one of a handful of members of China's parliament who hail from outside government circles. Nan, a 36-year-old with a baby face and a confident swagger, has been pushing for private companies to have equal access to credit and the market since he started his company without a loan in 1984.      "It shows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respect for the result of self-creation," he said recently. "It should boost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But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inally made it easier for new companies to start up, Zhengtai's leaders also feel new economic pressures of increased competition. Soon Zhengtai will have more private rivals, and someday,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t survive the reforms will be all the stronger.      Then there are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Last year, when Nan joined the NPC, the company also elevated its small Communist Party branch into a full-fledged committee.      "Before, we were at the back of the stage," Chen, the group's vice president, said of his company.      "Suddenly we've been pushed to the front of the stage and into the spotlight," said Chen. "What happens if we don't perform well?"      In that spotlight, there is some intellectual tightrope-walking to reconcile private enterprise wit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re'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mmunist ideology and private enterprise," said Liao Yi, a member of the company's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Zhengtai doesn't just benefit individual owners, it benefits society as a whole. It creates jobs and pays taxes.      "If it becomes a global brand, it will benefit the country," he said. "If it lists on the stock market, then everyone can be an owner. And when everyone is an owner, isn't that soc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