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美国财产申报制度是怎么出台的?

　　民众心里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华盛顿是肮脏的，需要监督。”

　 　1974年8月9日下午，尼克松最后一次走过白宫草坪，最后一次登上总统直升机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陆战队一号”的螺旋桨哒哒作响，升空而去，在华 盛顿的夏空中逐渐消失。“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紧急宣誓继任的福特总统这样鼓励被水门事件打击了信心的美国民众，“我们的宪法是有效的。我们伟大 的共和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福特的誓词宣告了一个立法高峰的到来。为了确保法治原则，重建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白宫和国会随即投 入了长达数年的“后水门立法运动”，对水门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美国法律漏洞进行大修大补，其中就包括政府官员财产申报方面里程碑式的《政府伦理法案》。有意 思的是，这一类防堵官员腐败行为的立法，似乎总需要一些灾难性的丑闻才能推动。

　　反贪的政治盘算和民意基础

　　美国的 选民习惯于看候选人个人表现去投票，而相对不太理会其党派归属。也因此，初生牛犊们在第一次出马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总喜欢把美国国会描绘成一个腐败不堪 的臭泥潭，而自己就是那个要降临国会山收拾乾坤的救世主，为此常设计反腐提案来吸引选民。一两个新议员的这类说辞不足影响民意，但当这类说辞在政治新人中 成为一种长久流行的文化，民众的心里就随之形成了思维定势：“华盛顿是肮脏的，需要监督。”

　　政客和民众长期如此互动的结果，反腐提案 成了有效赢取选票的杀手锏。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永远会有关于加强官员财产申报的新提案等待审议，一旦出现比较明显的腐败案件造成政治危机，这些提案就会有 较大几率进入表决程序，并获得通过。自二战以来，美国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就这样逐年演进，不断加严，终于到达了一个在很多外人看来已经接近神经质的严格 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政府项目和公共开支暴涨，官员的权责随之水涨船高，监督政府官员的经济行为也因此变得突然重要起 来。二战的炮火刚刚消停，参议员莫斯就提交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法案，并在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不断发起新的投票动议。几年后，另一名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巴内特也提 议建立官员行为规范保障廉洁。在50年代保守心态弥漫的美国，这些法案的进展都不顺利。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阿丹姆斯爆出受贿丑闻，年轻参议员们的 这些设想才得以实现。

　　阿丹姆斯中年从政，做过联邦众议员和新罕普什尔州州长，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的信赖和他本人调和内阁矛盾的出 众才干，他在50年代担任白宫幕僚长的时候被人称为“美国的影子总统”。此公在他权势熏天的1958年一跤摔进了受贿的丑闻里：他收受了纺织商古德凡一件 名贵的驼毛外套和一条东方风格的地毯，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当时却正在调查古德凡的某些可疑商业行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阿丹姆斯因此为古德凡谋取了什么特殊赦 免，但这种收礼行为本身显然已经超出了美国公众对政客的容忍度。“影子总统”阿丹姆斯因此挂冠离去后，艾森豪威尔内阁一下子陷入混乱不能自拔，直到这届政 府任满结束。

　　阿丹姆斯丑闻彰显了监督官员收入来源的必要性，美国国会在1958年通过了《政府服务伦理规定》，要求任何在政府工作的 人员都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其职务决策的礼物和帮助。这项规定直接禁止了接受礼物和帮助的行为，而不考虑官员随后是否有回报行为，是规范官员行为的一大进 步。但在1958年，国会通过的这项规定仅仅只是一个行政指导意见，尚未正式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定。直到60年代中期，在国会山再次连续发生腐败丑闻的背景 下，白宫和国会才正式规定官员的经济利益不得和其政府职务有利益冲突，国会两院分别成立官员行为标准委员会，开始对官员的财产来源进行全面监督。

　　后水门时代的立法

　 　1974年的水门事件如同一声惊雷，造就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感。保守主义传统强大的美国立法机构也一改过去审慎多疑的态度，开始大刀阔 斧地推出约束官员行为的法案。1978年，国会总结以前的各项规定，通过了《政府伦理法案》，对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政府机构的官员统一做出规定，所有官 员必须填写统一的财产登记表格如实报告其财产和收入。对于由此而来浩如烟海的官员财产登记表格，则由《政府伦理法案》规定建立的美国廉政署来审阅监察。

　 　之前反对这项立法的理由之一是，如果规定官员财产全部公开，而一般公民的财产则不必公开，那么对于一个在选举中迎战无官职公民挑战的在职官员来讲，这项 规定就是在制造不公平竞争。这种反对声音虽然明显是出于当选官员维护自己职位的利益考虑，却也不无道理。有鉴于此，《政府伦理法案》还进一步规定，无官职 但有意参加竞选公职的公民也必须公开其财产和收入。换言之，假如一个普通公民的财产和收入被认为和他/她要竞选的职位有利益冲突，那么他就必须先出售有利 益冲突部分的资产再来竞选，否则连竞选的主意都不用打了。

　　水门事件之后一项比较大的丑闻，当数1987年众议院议长赖特通过卖书变相 从游说集团收受酬金的丑闻。和水门事件一样，这桩丑闻也促成了官员财产监督的进一步严格化。1989年生效的《伦理改革法案》除了对财产登记做了增补规定 之外，还进一步规定，国会议员在卸职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出任和在职期间的职权有利益冲突的公司职位，联邦雇员不得接受类似“车马费”一类的礼节性酬金。同时 根据这项改革法案，美国廉政署脱离人事署，成为独立向总统负责的强势机构。十几年后的2007年，围绕国会共和党的一系列游说集团丑闻又促使美国加重在官 员财产申报方面的处罚力度。在财产申报表格上作假不仅要付出高达5万美元的罚金，还构成足以判作假者入狱的刑责。

　　过于严苛了吗?

　 　美国对官员财产不得与其职位有利益冲突的规定经过多年的增补，已经到了让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入政府工作的地步，生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某条细则。按现行规 定，官员任何一项超过1000美元价值的财产都必须登记入档，否则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有意隐瞒财产。但在一个健身器就价值3000多美元的美国，漏报一项 1000美元的财物实在是太容易了。被小布什政府邀请去做国防部次长的阿特伍德对《福布斯》记者抱怨说，他舍弃通用汽车公司60多万美元的年薪去做一个年 薪不到9万的职位，就职前还必须不顾行情马上出售大笔通用汽车的股权。这至少100万美元的损失也就罢了，他还必须为自己重新购买一份人寿保险和一份医疗 保险，以确保通用汽车倒闭的时候他能够有保险可用。否则，他手头的保险计划就会被认为和国防部次长职务有利益冲突，因此他就有可能为了保证通用不破产而把 该给其他公司的政府合同给通用汽车。

　　《福布斯》的评论员问道，这种规定是否已经违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本意，伤害了政府的效率，使得能人不愿意进入政府服务公众?

　 　与这种质疑声音相反，公民权益团体如“共同事业”等组织却还在积极推动加强对官员财产和收入的监督。在他们看来，近年来美国政界的系列丑闻，不是因为法 规多了官员就容易一不小心触犯某条，而是因为立法不完善和司法执行缺乏力度，才导致的议员们腐败。“共同事业”的现阶段主要努力方向是，把财产申报和收入 登记制度的适用范围向下延伸，至少要议员雇来的助手也做到定时填写这种表格;游说团体对政客的游说、即使不涉及到送礼问题，其行为也必须马上上网向公众公 布;作为行政机构的廉政署，其监督范围必须包括参众两院的议员，国会不可以只靠自己设立的官员行为标准委员会来监督自己，等等。由于美国的民意仍然是以 “肮脏华盛顿”的印象为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组织提出的进一步监察官员的方案将不难在某个腐败丑闻案期间通过，其难度会远低于他们的对头所设想的调 整方案：降低财产申报难度、保护公务人员的隐私权。

小芥菜做了坏事，抱去关禁闭。

他先是哇哇大叫抗议：“不关禁闭！不关禁闭！不关禁闭！”

被抱着走出了客厅，他知道禁闭不可避免了，开始退一步讨价还价：“要关到卫生间里面！要关到卫生间里面！”

我不理他，径自走到衣帽间，将他放进去。他大叫：“要开灯！要开灯！”

小芥菜被嗵的一声关进去之后，马上就认错保证下决心“以后不扔东西到地上！”

我告诉他：“要从一数到三十，才能出来。”

他继续讨价还价：“要数到四十！”

好，你小子愿意讨价还价到四十，我就让你数四十！

小芥菜：

史阿三小时候，爷爷周末要去郊区的学校教英语补贴点家用，奶奶就抱着阿三唱道：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

宝贝
别难过别伤心啊亲爱的宝贝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宝贝
咱们的队伍一定能够得胜利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睡吧我的好宝贝
我的宝贝”

阿三听多了这歌，也要唱，一开口就是：“宝贝，你爸爸...大大拉拉消息...”把奶奶笑倒。

现在你最爱听的歌之一是关于小老鼠上闹钟的Hickory Dickory Dock

Hickory Dickory Dock,
The mouse went up the clock.
The clock struck one, the mouse went down
Hickory Dickory Dock!

你别处的发音也还对，但一唱首句和末句必然是：

“黑黑鬼鬼dock”

比起阿三小时来，已经好多了。因为你起码没有串句子。

嗯，比你老子强！一代胜似一代。

所以你我都可以放心睡了：）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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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 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 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 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 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 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 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 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 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 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 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 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 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 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 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City of Wenzhou Leads China Down Capitalist Path
Asia: For decades, its entrepreneurship was quietly ignored by the government. Now it serves as a model for the nation's future.
By MAGGIE FARLEY, Times Staff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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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ve all been sacked a long time ago. Now everyone is in the private sector."      Wu and other residents of this port city of 7 million discovered decades ago what Beijing is now acknowledging: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not the state, can help drive China's huge economy into the next century.      Wenzhou is named for its mild weather and known for its feisty entrepreneurs. Loca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about 900 miles southeast of Beijing and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by a rugged mountain range, the city has developed a unique, bubbling dialect--and its own way of doing things.      Long before private enterprise was politically correct, Wenzhou was a bastion of such trade. During the tail end of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when being called a "capitalist" was a stinging denunciation if not a prison offense--the brash businesspeople here were running small family factories under cover of fake signs, calling themselves cooperatives. The local government, happy to get more taxes from the growing enterprises, looked the other way.      Slowly, the "Wenzhou way" has become a model for China, though not without a fight from Communist Party hard-liners. Though Deng Xiaoping gave the official go-ahead to "get rich" in 1992,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grappled with the evolution from Marxism to the market.      Today, with millions of Chinese thrown out of work by the failu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jobs are being created by the still small private sector. Official ambivalence is turning into a desperate dependence on private industry. New laws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NPC, will ensure legal suppor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more access to credit and help in going public.      But the future is already arrived in Wenzhou. Nearly nine out of 10 people here have found work with private companies that have become national leaders in manufacturing everything from home appliances to leather goods.      Wenzhou has about 40,000 private businesses that produce 90% of the city's industrial output. Only two major state-owned companies still exist here, and they are not doing well, bankers say.      The largest taxpayer is Zhengtai Group, which opened in 1984 as a small switchboard maker and has quietly emerged as China's largest maker of low-voltage electronic products--from power plant switches to hair dryers. It produced about $24 million worth of goods last year and boasts 5,000 employees, 1,500 of whom were hired after their state-owned employers went bankrupt.      Zhengtai had watched the government's slow recogni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volving, in China's political lexicon, from "a complement" to the state-run economy to a "useful part" and, finally, in March, t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We're glad about the law," said Chen Jianke, Zhengtai's vice president. "Policies in China change back and forth, depending on political conditions. Nothing is written in stone. But now that it will be written in the constitution, we are guaranteed some stability."      When Zhengtai opened its doors, banks wouldn't risk a loan to a private factory, afr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waver and order its closure. The loans instead went to state-run companies.      "Now it has turned upside-down," Chen said. "Now banks welcome the private sector as a good risk, with the capability to pay back loans. The banks are afraid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stead."      Last year, Zhengtai's chairman, Nan Cunhui, became one of a handful of members of China's parliament who hail from outside government circles. Nan, a 36-year-old with a baby face and a confident swagger, has been pushing for private companies to have equal access to credit and the market since he started his company without a loan in 1984.      "It shows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respect for the result of self-creation," he said recently. "It should boost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But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inally made it easier for new companies to start up, Zhengtai's leaders also feel new economic pressures of increased competition. Soon Zhengtai will have more private rivals, and someday,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t survive the reforms will be all the stronger.      Then there are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Last year, when Nan joined the NPC, the company also elevated its small Communist Party branch into a full-fledged committee.      "Before, we were at the back of the stage," Chen, the group's vice president, said of his company.      "Suddenly we've been pushed to the front of the stage and into the spotlight," said Chen. "What happens if we don't perform well?"      In that spotlight, there is some intellectual tightrope-walking to reconcile private enterprise wit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re'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mmunist ideology and private enterprise," said Liao Yi, a member of the company's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Zhengtai doesn't just benefit individual owners, it benefits society as a whole. It creates jobs and pays taxes.      "If it becomes a global brand, it will benefit the country," he said. "If it lists on the stock market, then everyone can be an owner. And when everyone is an owner, isn't that socialism?"

带小芥菜去水族馆看鱼。小芥菜见了游来游去的鱼大喜：“阿含宝宝最喜欢吃小鱼了。”

从芝加哥回家的飞机上，给小芥菜画了一条狗。小芥菜伸手就去抓画里的小狗: “我要把狗狗给吃掉！”哎哟喂，幸亏他是用中文说，否则会吓倒一片美国乘客。

看《三个和尚》，小老鼠在庙里钻来钻去，小芥菜看着看着又胃口大开，伸手去抓电视里的小老鼠：“我要把小老鼠给吃掉！”

小芥菜的心爱之物里有一个小闹钟，他常常抱着滴滴答答走的小闹钟看个没完。

一日，到了九点钟的规定睡觉时间，大芥菜喊道：九点钟了，要睡觉了！

小芥菜立即把小闹钟嘎嘎嘎转到八点的位置，举起闹钟争辩道：

＂妈妈，我的小闹钟是八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