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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0月24日

Talking about 转:打工博物馆冲击的不仅是时代感官

I heard that Beijing is the most egalitarian city in the world? In what world?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is museum is up and running means that this city has a bit more fairness than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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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打工博物馆冲击的不仅是时代感官
在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皮村有一座打工博物馆,里面收集着林林总总的务工证、暂住证、工作证,还有玩具厂女工的家书,用旧铁皮做的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这些展品看着让人心酸,有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600多元,细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个月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如实记录着打工者的民生变迁,以及融入城市的艰难。(《中国青年报》10月22日》)

在这个青年打工者自己筹建的打工博物馆里,每一件展品都能给你讲述一段关于打工者的悲欢历史,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权利缺失和权利诉求的历史证据。可我并不想把打工博物馆带给我的震撼,仅仅止于其时代坐标上的阐释。更能感动和震撼我的,是这些打工者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因为有了这些意识的觉醒,才有了这个绝不同于官方的、民间语系里的博物馆。

不能否认,在中国的主流(官方)文化中,太多时候,自诩为精英的人们有着强烈的“代表”意识,“我代表×××”是他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在每一个可以说“我代表”的精英后面,都站着一大群稀里糊涂就被代表了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官方筹建的外来务工博物馆里,我们看到的是劳务工们“幽暗窄小的宿舍里充满生活情趣”,劳务工留下的手工画、情书、日记、家信及送给情人的自制礼物,还有他们为寻觅爱情而设立的“情感留言板”等,它们集中体现了打工者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是,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挣扎、奋斗、屈辱、抗争,一切都显得那么体面,那么美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打工者的艰辛都被主流文化、都被成功的精英人士“代表”没了。

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打工者的历史记录除了被代表,还可能被概念化。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即便是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里看,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

感谢这些身份卑微却思想高贵的打工青年,他们用一种特有的民间语言,用自己特有的包含细节感的呈现能力和方式,展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更难能可贵的是,孙恒从未打算把博物馆办成“抱怨”和“控诉”的平台。在展品的收集上,平视客观,平视现实,帮助后来者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间简陋的打工博物馆里,我们不必长久悲戚于打工者过往的艰辛。毕竟,我们看到了作为弱势群体的打工者们自我意识的成长,他们不再愿意被他人所代表,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在他们的内心,“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人对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不再是遥远的名言。多少年之后,回头再看这间民间语系下的打工博物馆,它直接冲击的应该不仅仅是时代的感官。

原文: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0/23/content_2400901.htm

“打工博物馆”无声诉说着什么

有 一种诉说,无声无息,只需一些简单的“道具”,就能把它背后凝结的悲苦酸辛,展露无遗———在北京,有一家特殊的打工博物馆。馆长是个打工者,博物馆里的 展品,都来自工友的募捐。正是这些“文物”,向我们诉说着改革开放30年来,打工者的曲折故事。(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数据表明,这群30年来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已超过2.26亿。这些进城打工者的坎坷遭遇,城里人大多不愿 正视和面对。因为,这注定不是一个温馨的回忆。 他们以劳动换得生存。然而,生活的艰辛,却并不会体恤背井离乡的苦楚。找工难、讨薪难、看病难……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劳动合同,没有最低工资,没有加班 费———这个群体,似乎一直都躲在城市的屋檐下过活。 这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本应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所幸,打工博物馆,让我们看到拖着拉杆箱进城的年轻人,已不像背着编织袋的前辈那样默然无 语了。博物馆的解说员们强调,“这些是我们自己书写的历史”,而不要“别人来代写甚至改写”。

在博物馆中间的展板上,绽放着孙志刚那张年轻的笑脸。他改写了打工者的历史,孙死后两个月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一个无辜公民的死难,换来一部恶法的结束,代价之大让人唏嘘,但也让人看见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萌芽。

打工博物馆,也是一种权利意识的体现。馆长提出一种所谓“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强调劳动的价值,重建这个群体的自我肯定和认同。”自我肯 定和认同,当然重要,但在这个利益分散,价值多元,博弈力量悬殊的社会,这个群体的权益要真正得到保障,还必须参与到公共事物和权力决策中去,找到自己的 权益代言人。

或许,我们会想到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但不久前有新闻称,找胡小燕反映问题的民工朋友实在太多,她的手机差点被打爆。仅从这点看来,目前靠一个代表不可能解决好两亿多人的权益问题。

有问题,并不可怕,但沉下心思解决问题也是当务之急。人们都习惯选择性遗忘,但打工博物馆却用一件件实物提醒我们,不光鲜的一面,不会因为我们目光的躲闪回避而消逝。

幸好,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勾画了改革开放30年后,从农村再出发的改革愿景。但真正落实还需要还权、还利于农民。正如上书总理的湖北省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所言,真正俯身听听农民的声音,让这个群体的诉求能不折不扣地反映出来,才能确保政策不走样。

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家打工博物馆承载不了太多东西。但这不妨碍我们在面对它时,多一些深刻的反思。总之,希望政府和公众,给予这个群体更多力所能及的呵护、关爱和尊严,应该是个不过分的要求吧。 原文:http://view.news.qq.com/a/20081023/000033.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