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下“泉源之地”同学的博文。

Quote

走近民工子弟学校教师

一周没上网了，在山里参加了一个民工子弟学校的交流营，认识了来自北京10多所民工子弟学校的30多名老师，和做民工公益的很多民间组织，收获非常大。在上海正愁找不到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做访谈的时候，北京做NGO的好友邀请来参加这个营会。几天间和老师们吃住在一起，有了很多了解和启发，感慨愤慨都很多。民工学校的尴尬境地，需要对很多方面的综合分析，比如农村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这些都是我以前还没有细致了解过的。也和Z聊到台湾类似的“流浪教师”这个群体的遭遇。之前在上海的访谈中就已经了解到，因为物价高交通成本高，这些教师的生存状况是几乎“与世隔离”的，要承受办学者任意加于他们的教学任务，压力大，时间长，责任重，还要忍受各种克扣和眼色，很多人经历职业定位危机，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 “农民工”，其次才是“教师”，而两者之间的受尊重程度和声誉，不免让他们遭遇尴尬，很多老师说，在面对孩子们时，才会觉得自己是老师的身份认同。看到很多仍然很年轻稚嫩的老师们，刚刚进入这类学校才不久，还可以用调侃的口气谈论学校里的一些扭曲，而年纪大一些的老师们，更多的是无奈。不过组织这次活动的L说的很触动我，他说刚开始他去各个学校找这些老师的时候，很多人还不敢和他谈什么，常常是被人拉到旁边的墙根里，老师们才敢透露一些自己的遭遇和学校的内幕，这次活动的头两天，当谈到一些制度的问题时，也有年纪大的老师说了句，“这个不能乱说，还是要与ZHONGYANG保持一致”。我也记起在上海的几次访问，也是被拉倒偏僻的 地方，老师们才敢和我说，而且因为事先知道我去，好多位都在等着我，即害怕又盼望，等我离开后还收到很多次短信嘱咐我要保密。几天内，“启蒙”运动真的奏效，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放得开，老师们可以跳出个人的经历和感情，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社会背景，校长也好，急功近利的办学者也好，他们的行为背后，是一场成本巨大的制度变革中，而我们的观念，那些被认为理所应当的三六九等的等级观，正是这样的价值观，强化着不公正的制度，也反过来，这些强大的制度壁垒让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代价。我非常惊讶于几天内大家的变化，有位老师说，很多年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但又朦朦胧胧说不清楚，就这样糊涂地过着，现在好像清楚了。非常同意L办这次活动的出发点，民工子弟教师这个群体，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既是这个群体中的，又是具备文化程度可以发出声音来的，很多工作的展开，好像非他们莫属了。

我一向认为翻译诗歌这种事情最好让诗人来干。哪怕诗人自己不懂外语先请人翻译成大白话（例如庞德借助日本朋友“翻译”的那些汉诗），也比只懂外语不写诗的专业翻译家强。可惜有点成就的中国诗人大都不屑于从事翻译工作。

因此古尔蒙这首《死叶》引动卞之琳和戴望舒两个现代顶级诗人来翻译，也算是古老先生一大幸事。怎么没听说英诗汉译有这样的盛况呢？

死叶

戴望舒 译

西茉纳，到林中去吧：树叶已飘落了；
它们铺着苍苔、石头和小径。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它们有如此柔美的颜色，如此沉着的调子，
它们在地上是如此脆弱的残片！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它们在黄昏时有如此哀伤的神色；
当风来飘转它们时，它们如此婉转地哀鸣！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当脚步蹂躏着它们时，它们像灵魂一样地啼哭，
它们做出振翼声和妇人衣裳的綷穄声。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来啊：我们一朝将成为可怜的死叶，
来啊：夜已降临，而风已将我们带去了。

西茉纳，你爱死叶上的步履声吗？





卞之琳

西摩妮，到林中去吧，树叶掉了，
把石头，把青苔，把小径都罩了。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它们的颜色多柔和，色调多庄严，
它们在地上是多么脆弱的残片！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它们的样子多愁惨，黄昏一到，
它们哭得多伤心，晚风来一扫！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踩在脚下，它们像灵魂样啜泣，
发一阵鼓翼或是曳裙的细息。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来吧：我们将一朝与死叶同命。
来吧：夜已到，夜风带我们飘零。

西摩妮，你可爱听死叶上的脚步声？

Les feuilles mortes

Simone, allons au bois : les feuilles sont tombées ;
Elles recouvrent la mousse, les pierres et les sentiers.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Elles ont des couleurs si douces, des tons si graves,
Elles sont sur la terre de si frêles épaves !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Elles ont l'air si dolent à l'heure du crépuscule,
Elles crient si tendrement, quand le vent les bouscule !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Quand le pied les écrase, elles pleurent comme des ames,
Elles font un bruit d'ailes ou de robes de femme :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Viens : nous serons un jour de pauvres feuilles mortes.
Viens : déjà la nuit tombe et le vent nous emporte.

Simone, aimes-tu le bruit des pas sur les feuilles mortes ?

奥是有色人种，当选有利于清扫美国的种族主义。

奥的父亲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

奥在夏威夷出生，印尼长大，他姐嫁了一华人（姓伍的加拿大华人），和亚洲有最多的亲缘关系。

布什的战争激化美国和中东的关系，对世界和平不利。奥的反战姿态和名字中的“侯赛因”有利于缓和这种关系，减弱恐怖分子播种的仇恨种子。

转一篇网上球评，籍此纪念一位刚刚过世的长辈。

国米力邀中国球员王大雷到米兰试训，又是国外球探的一声惊呼：“布冯在他这岁数根本没这个实力！”只是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烦了，除了王大雷以后可以炫耀，以后成为抱怨环境的谈资，没看出有其他用。当然了，到国米试训是件好事，可以见见事面，豪门俱乐部都是以 大牌守门员压阵，近年来国米以收购意大利国门著称，据说，莫拉蒂也动了买布冯的主意，后来考虑到国米与尤文多年的交情，没有接触布冯，不然，说不定国米的 守门员中又多了一个意大利国脚。早期的帕柳卡，佩鲁济到后来的圣托都是意大利同时段主力门将。当然现在不能把西装革履穿着皮鞋的帕柳卡叫出来跟王大雷比弹 跳了，去年佐拉退役的时候说：“现在的足球太快了，我感觉自己已经跑不动了。”所以不能比较了，如果幸运，祝愿王大雷开创自己的时代。

说到国米的门将，01年年轻的弗雷算是国米门将中名气最小的，不过现在他也是法国国门了，就等着光头扔手套了，一月份，身在紫百合的弗雷被萨拉耶塔狠狠的 踢到膝盖，在病床上一躺半年，每天看着空白的墙壁发呆。巴乔前去探望这位前国米队友，循循善诱——“他跟我说佛法，说禅宗的教义对恢复伤病很有好处，后来 我就不再惊慌了，我非常感谢他，现在我每周六都会去参加佛教徒的聚会。”

我们难以想象巴乔做和尚的样子，以帅气以忧郁王子闻名的巴乔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女粉丝，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接受这样的现实。最流行的调查，猪八戒会是西游四人 中最受女性喜欢的男性，据说支持率没有下过90%，所以看到巴乔到处讲经说法的样子，我怀疑他的女球迷数量将会呈锐减之势，因为他在向玄奘发展。老实说， 唐僧令人难以忍受，但巴乔是玄奘，不是唐僧，但无论是谁，这个时代不需要这样“心如菩提树”的人，需要的是娱乐精神，所以西川谈起玄奘：“此人历尽千辛万 苦，怎么会和一只猴子和一口猪纠缠不清！”，是，这世界很荒谬，佛教徒绝不答应那样的唐僧，像唐僧这样的僧人，一辈子也悟不出什么道。但是曲解是最能被大 众所接受的，佛教徒就是迷信，就是戒律。不知巴乔会面对球迷怎样的眼光？因为足球生涯后期的巴乔是信佛的，并把这一切带到了足球场上。而这一点，很多人不 愿接受，恰恰是，那个时期的巴乔是最令人感动的巴乔。布雷西亚与拉齐奥的比赛中，一个将要滚出底线的球被十米外的巴乔飞上去钩到中路，形成了破门。当时连 极具娱乐精神的韩老师也唏嘘不已——巴乔连这样的球也要去救，布雷西亚怎么能不赢？！那一瞬间的定格，是禅宗所说的入世的真切；经常被评为全场最佳的巴乔 很少接受记者的采访，他总是一踢完比赛就一个人离开了，也体现了禅宗文化中的一句名诗“雁过寒潭不留影”，所谓的出世的空灵。记者们在一次逮捕行动中抓到 了巴乔——老天，我们有好几个月没找到你了！巴乔退役后，他们不用再这样疯狂的追逐他了，低调，接受平淡生活的巴乔并没有多少新闻油水。

一个球员退役的时候是最难受的，所以“恐怖伊万”萨莫拉诺才会在回到梅啊查告别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泪水的奔流。以后做什么？习惯了吃完 早餐就开始慢跑，伸拉的日子，今天坐在老人椅上，靠回忆打发日子。佐拉首先对医生说出了退役的想法，目光呆滞“我以后做什么去？正常人的生活是什么样 的？”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对于把半身献给足球，习惯了奔跑的球员，这是个天大的问题。而且他们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马尔蒂尼应该不会在今年的比赛 中过多的上场了，但是他仍然把自己退役的时间定在了明年，因为他需要自己慢慢适应没球踢的日子。真正意识到自己老的那一天，就是灾难的一天，贝尔戈米就像 在逃避什么，37岁的时候被迫离开国米，然后就坚持给老朋友曾加打电话，希望到美国大联盟的球队踢球去，搞得曾加心烦意乱。38岁的德约卡夫现在还在纽约 红牛队踢球，弄得我们满欧洲找不到他；巴蒂也是，在卡塔尔捞了一笔钱之后，以为自己年纪尚可，吵着要回佛洛伦萨；马特乌斯拖着40岁的骨头，在欧洲杯上毁 掉了德国老爷车，成为2000年的一个笑料——方才如梦方醒。“白头翁”拉瓦内利情急之下想到了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联系陕西国力，并想到此结束球员生涯， 结果因国力出不起钱才做罢；而加斯科因实实在在的在CHINA的二流球队结束了球员生涯。没有几个人能像坎通纳，未满三张就去拍电影，同样有电影号召力的 维埃里，忙着接触老东家亚特兰大，不敢就此放弃足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心的记者，请你别问球员什么时候退役，菲戈因为超级杯上的表现，成为老将中的风头 人物，可是记者老拿退役来说事，很不识数呀！

至今记得马拉多纳在告别赛嘟着嘴泪流满面的样子，他终于哭了！一个流氓的眼泪！那幅巨大的老马脸部特写，使我非常吃惊。前几天不断有人说起后腰问题，我就 想起了当年的迪比亚吉奥，然后是一大群老球星。我看到巴乔深邃的眼睛里面的慈悲，云淡风清，他说：不要害怕离开，我们都将平淡，安静的老去，我将在以后的 每一天为你祈祷。心中的巴乔总是这样，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他就出现，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只要你能想起他。佛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只要你心里想 到了他，他就像个师长一样在你面前，总是给予你力量！

在德葡比赛前夜，在德迷论坛看到这则留言，笑得打跌。

把那么重大的决定维系于某个不相干的偶然事件，看似有点荒谬，但仔细一想，我们那些所谓郑重其事的理性思考，导出正确决策的概率又有多大呢？

还是祈愿一场精彩比赛吧！

一

“你好，我来应聘。”

推开那扇木门，我就那样走近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你好，我叫麝兰达。”

黑MM抬起头，示意我去登记。


二

这里，距离纸醉金迷的好莱坞仅仅半小时车程，这里的两百多万人口却只有一所设施不全、无法通过联邦认证的医院。

十几年前，震撼加州的一起急诊拒绝事件就出在这里，一位两岁的小女孩因为她母亲的保险计划不涵盖这里唯一的医院，在凌晨的时候死在三十英里外的另一家急诊室。

开车经过这里某些到处穷得修不起窗户的街区，你不会相信你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国家。

办在这里的研究所和诊所，每一栋建筑都必须在大白天紧闭房门，通向办公室的走廊里还要刻意再设一道密码门。保安部门规定所有员工出去吃午饭的时候必须锁好办公室的门，否则办公室里面的计算机就有被偷走的危险。

就在我即将离开的最后一周，下班时第一次碰到警察封锁交通，据说是因为发生枪击案的缘故。

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个月之后，才似乎突然明白了在这个地方工作意味着什么。


三

这里又有数不清的人，在为改变这一切而默默工作。甚至包括来自遥远台湾、定期为穷人填税表索取退税的慈济志工。

热情洋溢的Bing大夫、多才多艺的Ortiz教授、纯朴爽朗的程才女、憨厚踏实的金博士......这些人以他们的奉献，以身作则教会我学术职业的作用何在。

还有餐车上那对不知名的墨西哥大伯大妈，谢谢你们的手艺，我的每顿工作午餐几乎都是一次价廉物美的享受。你们舒心的笑容告诉我，敬业是一种何等的幸福。

还有停车场那位黑大叔，还记得他巴巴儿跑来告诉我不能把车停在东头，因为那边有几个坏孩子，会往车子上扔石头等等。

点滴细微的感动，汇成南洛杉矶的整体回忆。


四

抱着最后一个箱子从办公室出来，同事已经全部走了。黑大叔在停车场跟我挥手，他并不知道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

我要告诉他吗？

Is that it? 我把箱子放上车的时候，脑子里又闪过Friends最后一集的那句台词。

Yes, I guess that is it. 电视剧里就是这么回答的。

电视剧里的哥哥妹妹们无限感慨，把钥匙留在桌子上，相互搀扶着走出镜头。

而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回答：

我将归来开放 
——李敖 1957年7月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前两天看了Isabelle的汉法双语博客，想到给儿子编选诗歌读本的时候也应该收录法文诗歌才对。虽然法文只学了一年半，但毕竟是汉英之外我唯一能够对着字读得出声来的文字。而”多元文化““多语教学”一直是我的理念。小芥菜长大的时候，要是心目中的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就太可怕了。

照说按我那点法文水平，根本不足以理解任何一首法诗的好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戴望舒翻译的法诗。因为他自己也是顶尖的诗人，所以能够译出充分的诗意来。美国桂冠诗人Robert Frost对诗歌的定义就是：“一个语言里面不能翻译的那些东西“。戴望舒原来也持这个观点，但他自己用后来的成功否定了弗洛斯特的这个说法。戴在他自己的《诗论零札》写道：“‘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 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1996年秋天我在北大图书馆和戴望舒的下面这首译诗相遇，至今十二年过去，我能读懂的法诗还是只有这么一首：）

魏尔伦：《瓦上长天》

Le ciel est，par-dessus le toit,
Si bleu，si calme !

Un arbre，par-dessus le toit
Berce sa palme.

La cloche dans le ciel qu’on voit
Doucement tinte.

Un oiseau sur l’arbre qu’on voit
Chante sa plainte.

Mon Dieu, mon Dieu，la vie est la,
Simple et tranquille．

Cette paisible rumeur-la,
Vient de la ville.

Qu’as-tu fait,o toi que voila
pleurant sans cesse，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
De ta jeunesse ?

戴望舒译诗：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鸟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如何消尽
好青春?
  

自由，我亲爱的/崔莺莺


含一枚果汁软糖在口里，关上大门

在这个夏天的夜里，我与世无争
拒绝风，拒绝火，拒绝
一具具灼热的肉体
只留头顶上的星星
还有身旁静静生长的庄稼
喧嚣结束，我转身离去

穿过时空，敲门声再次响起
那个乌云压天的夏夜
你站在门外，我曾面若桃花
你双手在后，我以为阳光和星星捉迷藏
以为你神秘地笑着
我猜，那一定是玫瑰
而手铐铿锵作响
是爱情的匕首，划破长夜
血，溅在天上
噩耗，在城市里穿行
你站在门外，说我的玫瑰
倒在血泊里了

我的玫瑰倒在血泊里了
浸染着凄美的笑
我竟没觉得痛
只深爱上远方那簇燃烧的灯火
表情在那个夜里凝固
自由，我亲爱的
你带着我的初恋
连同那转身时的泪光
跟着月亮走了，留下的
全是阴影

迈过一具具尸体
我躺在陌生人的怀里
像个妓女一样
听着活命的小钱叮当作响
看着广场上受了惊吓的鸽群
各自找一个安全的角落，睡去
一切被挡在了永远关闭的记忆门外

那场六月的爱情
我们如昙花一现
你曾经火热的嘴唇
几乎灼伤了我的躯体
然后是终年积雪，层层覆盖

怪谁呢，亲爱的
自从你离去
我就赶不走无边的空虚
其实，我又何曾拥有过你
越想抓住你，就越感觉无力
那年夜里我眼眸中一汪清澈的湖水
如今漂浮着血丝
看着你迅速向幕后的群山退去
直到我越来越辨不出你
那绝望的爱情
如西天惨烈的火云依托着落日
离去的注定要离去吗

离去的注定要离去吗
为何上帝从不眷顾我脚下的土地
自由的灯塔，为何只在梦里闪烁
为何我痴情的脚步无法停止走向你
是智者发现了光
还是疲惫的旅人走失了自己
既然人们无法理解火
又如何解释飞蛾的心思

我炼就金刚之身，依然目光如水
每当月亮升起来
我就感激，感激这
曾落满灰尘的心灵
如今被爱的光泽覆盖
一切变得新鲜
眼睛里，依然有婴儿般的好奇
需要触摸吗
需要厮守终生吗

想起这些，我依然疼痛
自由，我爱亲的
其实我要的不多，只需咫尺
只需咫尺，让我看看你的样子

点一支香烟在手里，掩上心扉
头顶上的星星一明一灭
我坐在院子，与世无争
如一尾缄默的鱼，坐在岸上
闭口不谈那些惊涛骇浪和海底里的忧伤
只听着巨浪拍打着命运
听着哽咽声，渐渐平息
在这寂寥的六月天
在这孤独的夜里
我把挣扎和痛苦埋进土壤
情欲和相思藏进心里
剩下微笑，泪水和诗句
自由，我亲爱的
在这六月的夜里
泪水留给自己
我只把微笑和诗
送给你

2005.6.3

再来一篇笔记，看看语词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是否是小事情。其他国家对歧视性语言人人喊打，多次发生'说错话'被开除的事情。人家不是吃饱了撑得的跟自己过不去，实在是歧视行为的社会成本太高昂，不得不从每一个细节抓起，尽最大可能杜绝歧视观念的抬头。

补充一个事实：全世界妇女的自杀率都显著低于同一国家的男性，只有中国例外。中国妇女的自杀率不仅仅在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是唯一自杀率超过同国男性的女性群体。


最后问一个问题：既然“现在生闺女都欢天喜地”，那怎么我国政府要立法禁止B超？中国政府也是吃饱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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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分深感恐慌或惭愧。
    获得命名是生命的权利，是尊爱的结果。人们对家养宠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 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 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致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革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 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 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风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只把男人（man ）看作人（man ），“主 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 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的阴影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 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 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 大统裤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 假。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有同学说中国“现在生了闺女都欢天喜地“，那就来看看中国大地上阴魂不散的杀女婴现象吧。别把大城市知识女性的人群当成代表中国的样本。

Johansson and Nygren found that while "sex ratios [were] generally within or fairly near the expected range of 105 to 106 boys per 100 girls for live births within the plan ... they are, in contrast, clearly far above normal for children born outside the plan, even as high as 115 to 118 for 1984-87. That the phenomenon of missing girls in China in the 1980s is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s population policy is thus conclusively shown." (Sten Johansson and Ola Nygren,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 New Demographic Accou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7: 1 [March 1991], pp. 40-4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ed to recognize the linkage by allowing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where anti-female bias is stronger) a second child if the first was a girl. Nonetheless, in September 1997,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egional Committe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issued a report claiming that "more than 50 million women were estimated to be 'missing'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killing and neglect of girls due to Beijing's population control program that limits parents to one child." (See Joseph Farah, "Cover-up of China's gender-cide", Western Journalism Center/FreeRepublic, September 29, 1997.) Farah referred to the gendercide as "the biggest single holocaust in human history."

According to Peter Stockland, "Years of population engineering, including virtual extermination of 'surplus' baby girls, has created a nightmarish imbalance in China's male and female populations." (Stockland, "China's baby-slaughter overlooked," The Calgary Sun, June 11, 1997.) In 1999, Jonathan Manthorpe reported a study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laiming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exes is now so distorted that there are 111 million men in China --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Canada -- who will not be able to find a wife." As a result, the kidnapping and slave-trading of women has increased: "Since 1990, say official Chinese figures, 64,000 women -- 8,000 a year on average -- have been rescued by authorities from forced 'marriages'. The number who have not been saved can only be guessed at. ... The thirst for women is so acute that the slave trader gangs are even reaching outside China to find merchandise. There are regular reports of women being abducted in such places as northern Vietnam to feed the demand in China." (Jonathan Manthorpe, "China battles slave trading in women: Female infanticide fuels a brisk trade in wives," The Vancouver Sun, January 11, 1999.)

Since the first allegations of widespread female infanticide in China connected to the government's "one-child" policy, controversy has raged over the number of deaths that can be ascribed to infanticide as opposed to other causes. Zeng et al. argued in 1993 that "underreporting of female births, an increase in prenatal sex identification by ultrasound and other diagnostic methods for the illegal purpose of gender-specific birth control, and [only] very low-level incidence of female infanticide are the causes of the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Zeng et al.,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p. 285.) They add: "Underreporting of female births accounts for about 43 percent to 75 percen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and the normal value of the true sex ratio at birth" (p. 289). The authors contended that "sex-differential underreporting of births and induced abortion after prenatal sex determination together explain almost all of the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thus "the omission ... of victims of female infanticide cannot be a significant factor." Moreover, "Both the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close bond among neighbors in China make it difficult to conceal a serious crime such as infanticide," while additionally "Infanticide is not a cost-effective method of sex selecti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costs are so high that people are unlikely to take such a step except under extreme circumstances" (p. 295). They stress, however, that "even small numbers of cases of female infanticide, abandonment, and neglect are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p. 296). (2002 update: A recent article by John Gittings of the UK Guardian cites national census results released in May 2002 that show that "more than 116 male births were recorded for every 100 female births," but claims the cause is overwhelmingly sex-selective abortion: "Female infanticide, notorious in China's past as a primitive method of sex selection, is now thought to be infrequent." See Gittings, "Growing Sex Imbalance Shocks China", The Guardian, May 13, 2002.)

In a similar vein, in April 2000,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many 'illegal' children are born in secret, their births never officially registered." And "as more women move around the country to work, it is increasingly hard to monitor pregnancies ... Unannnounced spot checks by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have discovered undercounts of up to 40 percent in some villages, Chinese demographers say." (See Elisabeth Rosenthal, "China's Widely Flouted One-Child Policy Undercuts Its Censu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00.)

Johansson and Nygren attracted considerable notice with a somewhat different claim: "that adoptions (which often go unreported)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missing girls. ... If adopted children are added to the live births ... the sex ratio at birth becomes much closer to normal for most years in the 1980s. ... Adding the adopted children to live births reduces the number of missing girls by about half." (Johansson and Nygren,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pp. 43, 46.) They add (p. 50): "That female infanticide does occur on some scale is evidenced by reports in the Chinese press, but the available statistical evidence does not help us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takes place on a large or a small scale."

Even if millions of Chinese infant girls are unregistered rather than directly murdered, however, the pattern of discrimination is one that will severely reduce their opportunities in life. "If parents do hide the birth of a baby girl, she will go unregistered and therefore will not have any legal existence. The child may have difficulty receiving medical attention, going to school, and [accessing] other state services." (Porras, "Female Infanticide and Foeticide".)

Likewise, if a Chinese infant girl is turned over for adoption rather than being killed, she risks being placed in one of the notorious "Dying Rooms" unveiled in a British TV documentary. Chinese state orphanages have come in for heavy criticism as a result of the degrading and unsanitary conditions that usually pervade them. In one orphanage, documentary producer Brian Woods found that "every single baby ... was a girl, and as we moved on this pattern was repeated. The only boys were mentally or physically disabled. 95% of the babies we saw were able-bodied girls. We also discovered that, although they are described as orphans, very few of them actually ar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do have parents, but their parents have abandoned them,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born the wrong sex." Woods estimated that "up to a million baby girls every year" were victims of this "mass desertion," deriving from "the complex collision of [China's] notorious One Child Policy and its traditional preference for sons." (See Brian Woods, "The Dying Rooms Trust".)

The phenomenon of neglect of girl children is also dramatically evident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many cases, mothers are more likely to bring their male children to health centers -- particularly to private physicians -- and they may be treated at an earlier stage of disease than girls." (Cited in Farah, "Cover-up of China's gender-c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some energetic steps to combat the practice of female infanticide and sex-selective abortion of female fetuses. It "has employed the Marriage Law and Women's Protection Law which both prohibit female infanticide. The Women's Protection Law also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who give birth to female babies.' ... The Maternal Health Care Law of 1994 'strictly prohibits'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 identify the gender of a fetus." However,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outlawed the use of ultrasound machines, physicians continue to use them to determine the gender of fetuses,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Porras, "Female Infanticide and Foeticide".)

武汉一带的方言，称呼外公为“大嫁嫁”，称呼外婆为“细嫁嫁”，也有称姨妈为“细舅”（细是小的意思）。反正同一称呼里面，女性总是“小”的那个。为什么女性就是要小一点？这难道是因为身材上小于男生么？

我听到的一个当地人的解释是，“细舅”里面这个“舅”字，听起来比“姨妈”要亲一些。但这仍然撇不开歧视女性的根子：为什么“舅”就是比“姨”亲些？还不是“舅舅是娘家人而姨妈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这种夫权社会的观念？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记载了湖南乡间管姐姐叫“小哥”，姑姑或阿姨叫“小叔”，等等等等。可见在中国传统语汇当中，除了“头发长见识短”之类的习惯用句，名词层面上对女性的歧视是相当普遍的。

和女性中国同胞说起这些，得到的反应总是“上纲上线”“这只不过是一种传统”“你想得太多了”。乖乖龙的冬，性别歧视不就是各大农业社会的悠久传统么？标榜“传统”就可以免去反省和摈弃的必要？如果凡“传统”就不能批评扬弃，那女性不受教育没有婚姻自由没有经济独立也都是东西方社会的古老传统，一一抱着不放得了。

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女性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一种称呼，不像妇女教育权就业权那样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妇女切身利益。但问题是，从选择性堕胎到丢弃女婴再到女童失学，伤害到女性切身利益的是生活中的传统观念，而不是纸面上的条文。而影响观念形成的因素里面，显然就有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歧视语汇；这些传统语汇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着语言使用者“女儿养大是外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类的传统观念。